柏杉林

      文贯中：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一）

    中国三十年的增长首先源自对资本、人力和劳动的放松管制；其次民营资本的权利逐渐自主与自由市场逐渐合法化；第三，政府不再着迷于革命，而是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那么高，7%、8%的增长率就差不多了，不一定非要10%以上。今后，政府可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要再将经济增长当做对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法治的途径，保护社会的安定和公共财政的正当运用。如果没有基于法治的安定和必要的公共财政政策，就很难做到经济的长期发展。

    中国搞改革开放的环境很好，国际市场的规则是现成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技术也是现成的，连从欧美到东亚的广大而富裕的市场也是现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开放，以较小的代价，就能比较快地发展。

    中国对WTO的承诺让中国变成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因此，中国不会从全球化的路径退回去，但中国不一定能够再像这三十年来那样去利用全球化。世界实在太小了。当年全世界仅仅是吸收一个日本的出口都发生很大的困难，而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最终可能会有15亿到16亿人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模式，我并不认为世界永远有能力消化中国的巨大出口。中国应该改变目前的模式，通过增加内需拉动增长，这是唯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服务业应该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但发展服务业的前提是城市化。城市化要能持续地进行下去，住房成本相对人们的收入必须逐渐下降而不是上升。中国现在发展服务业的制约因素就是高昂的住房造成的城市化成本的急剧上升。可是没有人口的集中，服务业是不可能搞起来的。而发展服务业的好处是，不会导致贸易摩擦，因为服务业的产品主要是非贸易品，大多在国内消费掉了。除了尖端的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业以外，服务业可以相对容易地吸收劳动力，能够吸纳大量就业，而且能耗低，不太影响生态。在美国，农业只吸收2%左右的劳动力，制造业的产值尽管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但吸引的劳动力是14%，而且还在逐渐下降，服务业却吸收了84%以上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上升。如果中国服务业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能多吸收几千万剩余劳动力。

    1960年以后，中国走了一条反城市化、反全球化、反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这个错误的方向被纠正，城市化的速度迅速变快，这带有对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失误补课的性质，但仍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产生不少问题。首先，农村中18到25岁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只是去城市走了一圈，25岁以后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里留下来定居的人不多；第二，虽然东南沿海的很多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了，但今后的城市化主要吸收对象应该是中西部的农民，由于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这个过程难度会很高；第三，三十年来，由于中国的土地制度的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别是住房成本。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能不能保持同样的城市化速度？我认为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变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城市化。任何城市要扩大，新兴城市要崛起，都涉及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征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化的土地供应完全由政府垄断起来了。这样的后果非常严重，除了城市化的代价越来越高外，政府也越来越忙。而且这样一来，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几乎是无限的。

    城市化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剥夺农村，实现自我现代化。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尽可能多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城市化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的城市化就没有意义。

    农业的特点要求农民主要通过土地规模的扩大才能取得一份平均收入，但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村户口仍在增加，而农业用地因城市化等原因还在缩小。所以即使没有歧视性政策，农民的收入也很难增加。

    但是，如果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出售土地时就能拿到一笔财富。买进土地的农民可以先把地契押给银行来获得贷款，然后立即偿付给出售土地且已经在城市里定居的农民。由于买进土地的农民每年要去还银行的贷款，金融业也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而土地私有化是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中国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